摘要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府统计界针对产值指标曾经有过一场热烈的讨论。以思想深度而论，孙冶方的《从“总产值”谈起》当属其中翘楚。本文钩沉历史文献，还原当时场景，以此篇文献的解析为重点，对这场讨论进行系统回顾和学术反思。本文首先概述当时针对总产值指标的讨论状况；进而对孙冶方此篇文献做系统解析，发掘其中所涉及的相关问题；最后以今日之视角对此文以及这一轮讨论所显现的方法论“得”“失”做进一步评论和分析。

一、引    言

产值指标是度量经济增长的基础。基于此，宏观经济管理一直将产值指标作为抓手，无论是经济动态的短期观察，还是经济趋势及结构的长期分析，都离不开产值指标的应用。所以，产值指标的定义和测算一直是经济学界和统计学界共同关注的重点，直到今天，围绕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各种讨论和质疑仍然是非常热门的研究议题。

产值指标不是孤立存在的，其背后是建立在相关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体制之上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核心产值指标也不是一开始就被定义为GDP的，而是伴随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演变经历了一个复杂的“选择—优化”过程。早期基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和基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国民账户体系(SNA）并行，并基于生产范围的不同定义发展出了各自的核心产值指标体系。此后伴随着苏东国家经济体制转型，MPS作为一套现实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被放弃，SNA随即成为全球各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国际规范，核心产值指标也随之发生转变和统一，原本依托MPS的一套产值指标最终被GDP及其衍生指标所替代，成为全球各国宏观经济观测分析的核心指标。

中国的产值指标选择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经济建设的基调是秉承苏联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由此决定了所应用的产值指标必然属于MPS框架下的指标序列。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逐步转向SNA，核心产值指标随之逐步转换，一个显著标志就是1985年开始进行GDP核算，但直到90年代原来的一套产值指标才被正式取代。

选择和转型都不是简单发生的，其背后包含了几代人围绕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及产值指标的理论定义、测算方法、实际应用所进行的研究、思考和实践。我们在整理文献时发现，即使在学习苏联、基于MPS搭建国家经济统计体系的20世纪50年代，也曾经发生过围绕产值指标计算和应用的激烈争论。引发这些争论的起点，与定义和计算方法有关，更与计划经济年代的经济管理模式和所秉持的经济思想有关。进而检索文献发现，此后数十年间没有人对这场持续数年、吸引很多人参与的产值讨论做专门总结，只有极少文献涉及，也仅限于简单综述，或对某篇文献的转述。为此我们拟对发生在50年代的这场产值指标大讨论做一次系统研究，目的是通过还原历史现场，从今天的视角对其进行审视和评论，展示“我们从哪里来”，“曾经走过怎样的路”，并借助当年的争论和思考，为今天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首先我们全面搜集整理了与此次讨论有关的文献。大部分文献刊于国家统计局机关刊物《统计工作》上，此外还有少量文献见于其他经济类刊物。将文献排列在一起仔细研读，我们发现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时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孙冶方撰写的《从“总产值”谈起》，其视野的宽度、理论思考的深度，可以说无出其右者，所以无论是当时的相关文献综述，还是后人述及这一阶段历史，都非常重视这篇文献。于是，我们拟将此篇论文作为本次研究的主线，通过详细解析此篇论文，发掘其中所涉问题，然后将其他文献的观点带入，最终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当时围绕总产值到底在争论什么？还有哪些指标可以作为总产值的替代？针对产值指标的争论如何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管理体制紧密缠绕？当时讨论的总产值与当前应用的GDP有无关联？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场讨论？

为了完整显示当年产值指标讨论的原貌，以下拟将“史”与“论”分开，搭建本文内容框架。第二部分依据历史文献概述当时针对总产值指标的讨论状况，相当于提供一个总体背景；第三部分对孙冶方此篇论文做系统解析，主要是引述原文，辅之以必要的文字串联，以全面展现原文的基本逻辑和观点；第四部分则以今日之视角对此文以及这一轮讨论做综合评述，发掘其在统计方法论方面的“得”与“失”。

二、20世纪50年代围绕产值指标的讨论概述

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调，是秉承苏联传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为此必须有相应的统计指标为编制计划、检查计划执行情况服务，这个指标就是总产值，其中以工农业总产值为重点。归纳50年代《统计工作》及其他相关杂志有关产值的刊文，前期（1952—1956年各期）主要是向苏联学习、建立中国的产值统计制度；后期（1956年之后）则围绕总产值尤其是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在应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展开讨论，主要是计算方法的改进和应用方式，同时也有一些篇目涉及指标的选择和替代问题。以下列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及其观点。

岳巍在《关于工农业总产值统计分类和计算方法的几个问题》中系统讨论了工业和农业的生产范围，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了这两个部门总产值的核算方法，以及背后的考量，比如为什么农业总产值采用产品法而工业总产值采用工厂法。他的另一篇文章《国民收入生产的计算方法问题》，主旨是讨论如何计算各部门净产值以实现国民收入生产额计算目标，但其中相当大篇幅花在农业、工业、建筑业、货物运输业、商业五大物质生产部门总产值的计算方法上，相当于是对总产值计算方法的一次全面介绍。以国家统计局名义刊发的《关于不变价格的作用及其他问题的说明》详述了为什么要采用“不变价格”计算工业总产值，以及1952年不变价格的制定和相关问题处理。

1956年“本刊编辑部”刊出《在工业总产值计算中需要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文中归纳，工业总产值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全价计算，其中包含转移价值，由此导致其难以正确衡量企业生产成果；用不变价格计算总产值，造成与企业实际脱节；“工厂法”计算方法带来企业之间总产值的重复计算，无法正确衡量工业生产成果；工业总产值与“产品法”农业总产值不相匹配，从而无法科学显示工农业生产结构；上述种种进一步延伸，给劳动生产率等指标计算带来了负面影响；等等。

对于如何对待总产值应用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大体有三类观点。比较激进的观点是要替换总产值指标，比如改用净产值。中性的观点认为要保留总产值指标，但要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计算方法，放弃工业总产值的“工厂法”，改而采用工业部门法、整体工业法，最终就是将工农业生产部门合为一体，按照国民经济法计算。更加稳健保守的观点则不同意上述颠覆性的改变，认为应该对当前总产值应用中出现的问题做具体分析。有些问题是相对的，是管理过程中的应用不当问题。如果以新的指标替换，或者改变当前的计算方法，会因为计算方法复杂等问题而难以满足当前管理需求，还可能会因为新的不当使用而出现新问题。因此，这一观点主张对现行计算方法做适度改进，比如针对一部分农产品初加工活动只计算加工价值，或者用大工业产值（将手工业等摒除在外）与农业产值进行比较以评价工农业生产比例，等等。稳健保守观点的代表作是王思华的《关于工业总产值的商榷》。孙冶方的《从“总产值”谈起》力主在企业层面以利润指标替代总产值，故而应归入激进观点，其余刊文则大体各种观点互见。但是，如果仔细体察孙冶方这篇论文的核心思想，会感觉到不能简单地将其放在上述不同观点序列中，因为作者并没有直接否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中的有用性，而是以总产值为出发点（题目就是从总产值“谈起”），深入该指标的内在定义和应用条件，从理论层面提出问题，论证在遵循价值规律前提下以利润替代总产值的合理性以及由此涉及的相关问题，故而值得我们专门加以讨论。

三、《从“总产值”谈起》内容解析

《从“总产值”谈起》是一篇雄文，篇幅长，内容大大超出了总产值统计方法研究层次。以下参照原文逻辑区分若干层解析其内容，一方面尽量引用原文，同时会插入必要的文字串联，对作者观点略做说明和补充。

第一层：文章对总产值这个指标存在的问题定性，认为不能成为企业“指标体系中的‘中心环节’”，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能在企业管理层面当作计划统计的核心指标使用。

文章首先讨论总产值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指标。总产值是一个外来概念，俄文和英文中“‘产量’和‘产值’是一个词”（英文gross output），“直译应为‘毛’产量或‘毛’产额”，“以不变价格表现的‘总产值’不是表现生产品的价值而是通过货币形式表现的物量，即使用价值”。采用“总产值”这个词语，“不能反映与‘净’相对的‘毛’的意思”，还“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是表现生产品的价值的”，但“这是本质上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随后话锋一转，提出：“我们的计划和统计方法上很多缺点的根源还在于偏重了使用价值的计算，而忽视了价值的计算。”也就是说，文章的核心并不在于如何更好地计算这个代表使用价值的“总产值”，而是要从价值计算入手进行讨论。

基于此，文章用这样一段话高度概括并评价当时针对总产值的讨论：“大家对于这个指标最普遍的非难是说‘总产值’中有不少重复计算，一件产品因加工多少遍，便重复计算多少遍。其实，这还不是这个指标的主要弱点。而且就每个企业而论，一个产品一般地只计算一次；因而‘总产值’也与实际相符，并不重复。至于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总产值’的重复计算正是反映着各生产部门的联系（特别是生产资料部门和消费资料部门的联系），反映着全社会的周转，国民经济平衡表正是通过了这重复计算来反映联系和周转的。至于计算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重，本来就是指的各经济部门在创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当然应该以‘净产值’计算，而不应该以‘总产值’来计算。因为这原来就是不属于‘总产值’这个指标的任务范围之内的。”就这样一下子总揽他人的观点，表明他不打算在国民经济整体层面讨论这个问题。

紧接着文章提出自己的基本立论：“‘总产值’这个指标的最大缺点，是在于它不能适应企业管理。”进而说明立论的理由：“总产值包括新增价值和转移价值两部分，所谓新增价值就是每个企业的职工在生产过程中消耗了一定的劳动量而新创造的价值；所谓转移价值便是原材料的价值和固定资产的折旧，是别的企业的职工所创造的价值。这两部分的比重，主要是原材料和人工的比重，对于各个生产部门，甚至每一生产部门或每一企业中的不同产品是很不相同的。但是对于评估企业的生产成绩来说，重要的不是转移价值部分，不是用了多少原材料，而是新创造了多少价值，即做了多少人工。所谓发展生产，指的不是转移价值部分，而是新创造价值部分；虽则二者在实物形态上是不好分开的。”

文章详细举例验证上述观点，然后归纳出总产值在企业层面暴露出来的三个主要问题：第一，“不能正确反映企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因而也不能根据它来评定企业工作的好坏”。第二，“不能正确反映企业的规模，亦即是生产的规模”。第三，“往往不是推动生产者节约原材料，……不会推动企业制造轻巧灵便、价廉物美的产品，而只会推动企业制造笨重而又价贵的产品”。

第二层：文章将国家的“大账”和企业的“细账”区分开，进一步看总产值这个指标在企业层面应用的问题所在，说明它不能作为计划和统计“中心指标”的理由。

作者在文中非常尖锐地指出：“我们现在的‘总产值’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的，而企业中一切财务会计账目都是按现价计算的。这就更使‘总产值’脱离了实际。……因为不变价总产值和现价总产值往往相差很大。……依靠这种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帐来管理企业的财务当然是不行的。”文章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要编这么一本可以说是虚假的账呢？原来用不变价格计算‘总产值’是为编制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用的，是为了观察各部门生产上涨的速度而设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目的是要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然而物质财富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不好相比，也不能加总。因此仍旧不能不借用货币这个共同的尺度来计算。不过必须把价格固定在一个水准上，即去掉价格涨落的因素，来观察物质财富的增长速度，即物量的增长速度。”显然，这里说的“物质财富”是指产品产量（包含质量、品种），“生产上涨速度”就是经济增长速度。

于是，文中提出所谓两本账的问题。“一本是大帐。这是为了决定政策，为了编制国民经济计划，观察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研究动态数列之用的”，“着重于研究物质生产的使用价值的一面，着重于物量的变化”。“这便是以不变价格计算的‘总产值’的计划统计数字。”“另一本是细账。这就是以现价计算的，有关资金、成本、利润、工资等企业财务管理（也即经济核算）所决不可少的财务会计账。”

这两本账在企业层面并不协调一致。“实际上，企业管理人员并不很关心企业财务会计账而总是更多地关心总产值计划。”因为，“上缴的利润是固定的，叫作计划利润，……工资标准也是不能侵犯的。减低成本不是很容易的事”。“解决企业财务困难的关键就在于流动资金定额和银行信贷。然而这都是照‘总产值’指标计划的。劳动生产率也是根据‘总产值’计算的。因此只要完成了‘总产值’计划便是名利双收。”“这样就促成大家偏重于完成‘总产值’计划，而且造成了许多虚假现象或假报告”，片面追求“工少料多”的产品生产，将产品品种、质量问题放在一边。到此，文章总结：“以不变价格计算‘总产值’这个指标，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算大帐的指标；用来观察企业的经营管理的好坏,尤其是代替或钳制了企业财务管理的会计帐是不合理的。”

能否采取措施使这两本账 “不脱节而且做到相辅相成”呢？文章指出，“产品产量是一个很重要的计划指标。没有这个指标便不能编制国民经济的物资平衡，没有物资平衡就无所谓国民经济计划。因此不论在国家计划中，或是在企业计划中都不能去掉这个指标”。但是，“问题不在于哪一级的计划中要不要放弃产品产值的指标，而是在于如何规定这些指标”。“在中央计划机关中，这种产品产量指标只能是一个大的框框，主要是一个物量数字，具体品种，主要的应该由企业年度计划中去规定”，而且要随时调整。于是文章对总产值在企业管理层面的地位做出以下结论：“既然产品产量的指标是应该按级管理的指标；既然它的规定不应太死而应该按照客观需要随时调整,既然同样数量但不同品种的产品，所费工料往往大不相同，价值也有很大差别；那末不论这个指标对发展国民经济来说具有何等重大意义（这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但它却不是一个推动企业管理的很好的综合指标，不能成为一个带动其它一切指标的中心指标。”到此为止，可以说是彻底否定了总产值作为管理中心指标的功能。

第三层：文章提出中心指标的筛选原则，论证在社会主义生产中追求利润的合理性，建议用利润替代总产值作为计划和统计的综合指标。

既然总产值不适合作为企业管理的中心指标，就需要提出新的指标：“计划和统计应该抓什么中心指标以及如何计算这个指标。”为了确定这个指标，文中提出“四个基本原则：（一）计划和统计的基本指标应该是能够推进企业管理，而不是牵制它。（二）计划统计指标和企业管理所依靠的财务会计这两本账应该统一起来，绝对不允许让两本账互相牵制妨碍。（三）计划和统计指标不能偏重于反映物量即使用价值，而应兼顾劳动消耗量即价值的计算；在基层企业中，更应着重反映后者。（四）所谓中心指标应该是企业管理的一个中心环节，抓住了它便能带动其它的指标。”

接下来就是指标筛选过程。“‘总产值’这个指标是不符合上述原则的。产品产量的指标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也不能成为自上至下一直抓到底，能够带动一切其它指标的综合性指标。”“有人提出过用‘净产值’来代替‘总产值’，或是用前者来补充后者的不足”，之所以没有被采用，主要是“因为计算不变价格的‘净产值’技术上有困难。”因为，“‘净产值’是由‘总产值’中扣除物质消耗来求得的。通过会计资料的整理可以求得每一种产品的物质消耗量及其现行价格。但是要基层企业计算每一产品所用的成百成千种的原材料、零件和部件的不变价格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不变价格的运用上。

依据前述，“使用不变价格原来是为了编制和检查长期计划，是为了历年数字可以对比，是为了计算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大帐，它对企业管理原来用处不大”。于是文章设定了具有突破性思维的一问：“为什么编制和检查年度计划、编制和检查企业计划也要用不变价格呢？”“如果企业的年度计划就按现价编制和检查；五年计划用的不变价格数字照样可以通过企业年度计划的现价数字，用折算办法取得。这样，企业的财务会计资料就可以直接提供净产值和利润的数字，计划和统计就可以把这个作为基本指标。于是，计划、统计所抓的指标也就是企业管理所需要抓的指标。这不仅可以真正促进企业的经济核算，而且可以因为两本帐合成一本帐而节省了不少人力”。

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在此处实际上是将净产值和利润等同看待的，并没有专门论证为什么在两者之间选择了利润，但对此选择可能遭遇的问题是有清楚认识的。文中写道，对有些人而言，用净产值做计划，“只是计算技术上有困难而已”，“但是提到用利润作计划的基本指标，似乎就发生了原则性问题”。文章针对这一点做了详细讨论。在作者看来，“为了我们的目的（编制和检查企业生产计划），净产值和利润没有原则上的差别，后者比前者多扣除一个工资，只有更‘净’ 了些（净产值是马克思公式中的 V +m ；利润只是m 中的一部分）。因此，利润是企业经营好坏的最集中的表现。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利润’这个指标比‘净产值’指标更好”。文中苦口婆心劝说大家：“我们不要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是为了物质财富，资本家的生产才为了追逐利润，于是便不敢使用‘利润’这个指标。尽管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与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的，但有利于我们的企业经济核算的方法，却不要因为资本家曾经使用过就不敢问津。”用利润作为计划中心指标并不会“造成企业管理人员唯利是图，不顾国家利益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造成市场混乱”，因为“除了把利润作为计划和统计的中心指标外，并不取消其它指标，如产品产量和质量等”，而且，“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只有在价格不合理、没有市场管理条件下才有可能。如果确立了合理的价格，并且能够定期调整，如果市场管理得好，那末就无空子可钻”。        

文章进一步阐明利润指标以及净产值指标的好处。“‘利润’这个指标的最大好处，就在于它反映了生产的实际情况，能推动企业管理。完成这个指标非但不妨碍其它指标的完成，而且必然会带动其它指标的完成。要完成净产值计划或利润计划便必然要完成产量计划，必然要抓成本，必然要注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利润’本身虽然是一个价值指标；但是随着利润和净产值的增长必然会带来物质财富的增加。”              

第四层：文章进一步讨论如果选用“利润”作为中心指标，需要在哪些方面做研究，由此将关注视野外推到更宽的范围。              

“为了正确计算这些指标，更重要的是为了在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中推行真正的经济核算制，加强财务管理，在经济政策和财政制度方面，必须提出以下几个问题，请研究理论的同志和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加以考虑。”              

第一是价格。文中指出，“过去由于在理论上否定或是低估了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作用，因此，在决定价格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政策而不是价值”。比如有这样一种观点：“消费资料的价格不能高到扩大了剪刀差，以至影响工农联盟，影响职工大众的生活水平，而生产资料的价格尤其是调拨价格则不妨低一些，因为反正是卖给公营企业的，只要照顾成本而已。”作者认为，这种观点“主要是从流通领域，从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的观点来考虑价格和价值问题，很少考虑生产过程本身的经济核算的需要”。受这种观点的影响，“现在的重工业产品的价格比之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并不算高，……但是很久以来便喧嚷着重工业品降价的呼声”。对此作者有清醒认识：“事实上，价格的偏高偏低就是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破坏了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经济核算。”他的观点很明确：“正确的价格政策应该是以价值为基础的。”              

第二是固定资产的核算。文中坦言，“现在我们企业中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是很混乱的。在这种基础上当然无法进行正确的成本核算”。确实，“固定资产的盘存和重估价是一件非常复杂而费力费钱的工作”，但从企业经济核算观点来看，必须解决。有人“不主张计算资本利润，而只主张计算成本利润”。作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资本利润率“不仅是资本问题，也是劳动问题。因为那些全部参加了物质财富生产过程的固定资产本身就是物化劳动”。进一步看，“如果对于原有的固定资产的价值不会很好计算，那么必然就会在逻辑上忽视对于新增固定资产，对于投资效果的计算和分析”。              

第三是固定资产折旧。文中详细给出最近几年我国各部门固定资产平均折旧率：“1952年为1.4%，1953年为2.4%，1954年为2.4%，1955年为2.8%，即是说，折旧年限在35年到70年以上。工业方面的固定资产平均折旧率1955年为3.4%，折旧年限在30年左右。运输业方面，1955年的折旧率为1.6%, 折旧年限为60年左右。”折旧率为什么这么低？作者敏锐地指出，是因为“我们的折旧只考虑了物质的磨损，而不曾考虑无形磨损”。“几乎是按照每个机器在物质磨损上能存在多少年，便把它的价值按多少平均分摊到每年所生产的产品价值中去。”文中罕见地引用了美国当时的折旧年限（5年）以及折旧方法（残值递减法）作为比较；同时还介绍了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对此问题之认识的变化：过去是不计算无形磨损的，“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概念”，但1955年之后有了根本转变，“这种看法已经遭受到批判，认为不考虑无形磨损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主要是妨碍了设备的更新和技术的进步”。作者做了一个简单的推算：“按照我们在上面所引的材料来说，1955年工业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为30年左右，运输部门为60年左右。这就是说，根据这种制度，北洋军阀时代的工业设备和大清帝国时代，十九世纪末期的机车和轮船，应该不加技术革新，沿用到今天。这难道是可以想象的吗？”              

为什么以利润或净产值指标作为计划和统计的中心指标，必须研究价格政策、固定资产核算以及折旧政策等问题？文章中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说明，但其背后实际上是有当时政治经济学的一套理论支持的。本文在此从核算角度做一些补充，以便更好地理解原文。              

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产品价值由C +V +m 组成。C 是指生产中的物质消耗，即转移价值，其中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原材料等消耗，另一个是固定资产折旧；V +m 代表生产中由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其中V 是被劳动者获得的部分，就是文章中所说的“职工工资”，m 则指剩余价值，文章中所说的利润是m 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部分是税金。总产值是产品产量的全价（C +V +m ），净产值集中在其中的V +m ，利润则是在净产值基础上再扣减职工工资、上缴的税金之后的余值。可以看到，从概念上说，净产值是总产值扣减转移价值的结果，可以体现该企业生产中新创造的价值；利润则是进一步扣除劳动成本、税金之后的结果，所以文章中说“利润是企业经营好坏的最集中的表现”。                                                        

就核算实践而言，上述各个组成部分中，原材料消耗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职工工资、税金是受计划严格控制而实际发生的，唯有固定资产折旧是个例外：它是算出来的，计算依据是所谓磨损情况，而磨损程度难以客观度量。如果计算不当，会影响利润这个指标反映企业经营结果的正确性，过低的折旧会夸大利润。计算折旧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经过正确核算的固定资产价值，另一个是能够正确体现固定资产磨损的折旧率。这就回答了该文章中提到的必须研究的后两个问题。为什么要研究价格问题的原因在于，如果一项产品上下游之间的价格比例不合理，就会通过总产值（产品出售价格）和原材料消耗价值（原材料购进价格）影响一个企业的净产值。在此意义上，王思华在《关于工业总产值的商榷》一文中曾经这样归纳净产值指标的问题：“净产值受价格的影响较为突出，本部门所创造的净产值并不一定在本部门内实现”，会通过价格的高低而转移到其他部门或企业，而这种影响会进一步传递到利润这个指标上。孙冶方在其文章中用很大篇幅讨论当时我国的政策倾向和实际状况，比如固定资产盘点和价值重估工作非常滞后，固定资产折旧率水平极低，没有考虑固定资产的无形磨损，很多人为了保证消费资料价格的稳定而呼吁降低生产资料价格水平，这些问题每一个都代表着将利润及净产值作为企业经济核算的中心指标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不解决上述问题，将净产值、利润这些指标应用于企业经济核算和计划统计中，就是一句空话。              

四、当年产值指标讨论的思想史意义和方法论辨析              

评价当年这一场产值指标讨论殊非易事，尤其是孙冶方此篇文献所蕴含的意义。我们要以今天的视角回望当年，评价其“得”与“失”，但不能简单地以今天作为唯一参照进行比对，而是要考虑当时的历史场景和经济发展阶段，这样方才能够从思想史角度给出更加公允的评价。第一，20世纪50年代欧美针对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核算的研究开发已经初具成果，在1947年初稿基础上形成的SNA-1953，已经推出国民收入这个宏观经济观察的核心指标（GDP的前身）并开始进行官方估算。但中国受制于当时的内外形势，一边倒地对标苏联的一套体制和做法，与欧美各国之间处于隔绝状态，无法获知这方面研究开发的相关信息，故而在这场产值指标讨论过程中没有任何体现。第二，当时中国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企业只是国家计划网格上的棋子，资本、利润都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概念被摒弃，企业微观管理被视为国家宏观管理的一部分。与此相配合，经济指标开发和应用重在与计划相配合，服务于计划分配和计划检查，所以才有总产值这个核心指标，对这个指标的争论也大多是因为其在计划制订和检查过程中的问题而起。第三，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十分低下，工业建设刚刚起步，传统农业占据中心位置，计划经济覆盖的主要是工农业产品，故而总产值指标几乎等同于工农业总产值指标，如何在计算方法上处理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内部的关系成为关注的要点。              

研读这一时期围绕总产值争论的文献，可以发现其明显分为两个层面：多数讨论集中在技术层面，主要针对总产值的内容范围和计算方法，唯有孙冶方是从总产值所依托的价值规律作为思考和讨论的起点，在某种程度上说，孙冶方此文只是“从总产值谈起”，主要目的不是讨论总产值本身，而是借助于总产值而对其背后的一套经济思想和管理方式进行深入思考。基于此，以下本文着眼这两个层面对这场讨论做一些分析和评论。              

第一层：从孙冶方此篇文章的定位，以及其在产值讨论中的地位，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的战略性思考，是孙冶方以价值规律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孙冶方当时之所以能够对总产值做如此有高度、有深度且非常大胆的讨论，一方面与他自己持久的理论思考有关，一直倡导要让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管理中发挥作用；同时也与当时的政治气氛相对宽松有关。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为各个领域学术繁荣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条件，于是出现了后来所称“统计思想的一度活跃”局面。他在文章开头写道：“环绕着改进计划和统计的方法制度问题，……有两个层面：一个方面是有关计划体制的问题，另一个方面，至少是同样重要的一面，是计划统计的指标和方法的问题，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不可分离的。”“在计划体制上，我们主张大计划小自由，反对过分集中的计划制度。……简单些说，这就是抓什么指标和放什么指标的问题。……体制问题的方针原则早确定了（就是反对过分集中，提倡适当分权）；但是具体问题仍旧没有解决，原因就在于没有解决抓什么指标和放什么指标的问题。”可以看到，此文立意高远，并非统计指标基本算法层面的技术性讨论（像王思华的文章那样），而是放在经济体制层面对计划统计指标做战略性思考，讨论“中央一级，尤其是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抓的指标”，要选择应该体现“整个指标体系中最中心的一环，抓紧了这一环就能带动一切环节”的指标。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更好地体会此篇文章的整体思想，以及具体观点背后隐含的政治匡义。实际上，如果落实到具体实施层面来考察此文，其中有很多方面都值得商榷，而且当时确实有人提出相关问题，比如净产值在计算上的复杂性问题、利润指标受制于价格和税金高低的问题、利润指标作为中心指标应用是否会重蹈总产值指标覆辙的问题等。甚至可以说，即使当时认识上能够统一，相关部门下决心以利润等指标替代总产值作为中心指标，以当时的核算基础而言，短期内恐怕也是难以实现的。              

此文有关“两本账”及其关系的论述也很值得回味。所谓“大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以及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应用的指标；所谓“细账”，就是企业经济核算，以企业会计为主体，以及在企业管理中应用的指标。在今天看来，这两个方面应该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宏观以GDP为龙头指标，企业业绩的第一指标就是利润，宏观向企业延伸的指标就是增加值，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当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能够提出“两本账”、发现“两本账”之间的脱节，进而希望通过企业层面所用指标的改进而推进“两本账”之间的衔接，这无疑既需要政治勇气更需要专业智慧，体现了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统计影响的战略性思考。基于此定位，该文章的目标就是以企业层面应用为重点，借助总产值存在的问题，一步步从理论上进行论证，最终将利润这个指标作为体现价值规律作用的代表，导入当时的计划管理体系。有了这样的前提，无疑就可以将此文立意与一般的总产值讨论文献区别开来。              

第二层：落实到指标开发层面，以今天已经建立起来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为参照，不难发现当年围绕产值指标的讨论（包括孙冶方的文章）在基本认知上存在很大的局限。              

有关总产值存在的问题，讨论中有两种表述。一种是说总产值存在重复计算，这实际上是从宏观层面考察的结果，对应的解决思路是从企业一步一步往宏观上走，从“工厂法”计算的企业生产最终成果，逐级扩展到工业部门法、工业整体法、国民经济法，形成部门层面、工业整体层面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最终产品产出总量，消除各级范围内包含的重复计算。另一种表述是认为总产值包含转移价值，从而不能客观显示企业的生产成绩，这实际上是从微观经济视角考虑问题；解决方法是沿着总产值的价值构成，一步一步收缩，从总产值到净产值再到利润。这两个方面的认识和解决思路都非常值得肯定，但非常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人将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统一起来考虑。不仅如此，在各方讨论中，还常常将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混淆起来，导致有时候出现不知所云的论证结果。              

将两个方面统一起来的关键问题在于：国民经济层面的最终产品，对应着企业（以及其他生产单位）层面的哪一个指标的汇总？二者如何对接起来？在当时背景下，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落实到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的国民收入生产、分配，使用平衡表：一方面是各个部门的净产值，另一方面是供社会最终使用的净产品价值，两个方面在国民经济层面保持平衡。当时国内文献中最接近这一答案的应该是岳巍在《国民收入生产的计算问题》一文中的讨论，但此文主要限于从国民收入生产额的计算，并没有延伸到使用方的计算，所以相关讨论中并没有见到一套完整的、实现国民经济闭环的概念和指标体系。进一步看，即使将苏联有关国民收入平衡表的一套概念完整引入，仍然存在两个方面的对应平衡问题。因为，国民收入是基于MPS建立在物质生产概念基础上的“净”成果指标，相比于今天SNA的GDP，一方面是物质生产概念的狭隘（不包括服务生产），另一方面，彼时所谓社会最终产品实际上是指扣除固定资产折旧之后的社会净产品，对应的微观指标是净产值而不是增加值。下面结合当时文献，从指标选择角度评说当年这场讨论包含怎样的曲折，是怎样受制于理论认识而与“增加值”擦肩而过的。              

将20世纪50年代有关产值讨论所涉及的指标按照范围从大到小排列，结果是：总产值、净产值、利润。总产值是一直使用但遭受诟病的指标。净产值在理论上得到肯定，可以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直接找到依据，在方法上可以避免总产值的缺陷，但一般认为其计算过于复杂，难以在企业层面实现。利润指标则比较特殊，当时囿于政治规制一般不敢提及，所以才显出孙冶方此文的不同寻常之处；但仔细看其行文可以发现，此文实际上是将利润与净产值做等同看待的（行文中一直用“利润或净产值”表述），因为体现二者之差的“工资”项目，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受到高度管制的，在此意义上他认为扣除工资之后的利润比净产值“还要净”。但是，一旦脱离了高度计划管理体制，“工资”不再是一个固定数额的项目，净产值与利润之间等同的前提就不再成立。所以，以今人视角看来，利润不是国民经济核算的独立的产值指标，而只是各产值指标的一个构成项。              

因为总产值存在太多重复计算、净产值计算方法比较复杂，所以当时讨论中有不少文献触及“加工价值”这个说法。比如，不仅工业总产值一开始就包括一部分“工业性作业”，针对那些只涉及一两个工序的简单加工活动，不按产品全价计算而是按照“加工费”计算总产值；而且，王思华在其文章中特别建议，“对农产品进行初步的加工，如其工序是局部的简单的，例如轧花、木材加工、手工屠宰、手工碾米、手工磨粉、缝纫等都可以当作工业性作业处理，即只计算其加工价值，而不计算其全部产值”。孙冶方在其文章中也曾经提及“苏联缝衣工业所采用的‘加工价値’这个指标”，因为“‘加工价值’不扣除固定资产折旧，因此不完全‘净’但计算较方便”。更有甚者，本刊编辑部在《关于工业总产值计算方法的资料》一文中，明确提到“增加值”概念：“为消除工业总产值的计算的重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不再发表工业总产值数字，而发表‘增加价值’（Value Added）数字。”但是，受制于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严格遵循（现在可以称为是“教条主义”式理解），围绕加工价值的相关讨论，要么以“工业性作业”的名义作为总产值中一类情况的特殊处理方法（王思华），要么认为是苏联“抛弃‘总产值’而向‘净产值’接近”的一种努力（孙冶方），要么认为“美国很早即趋向于计算‘净产值’即‘国民收入’，但由于他们不是根据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的理论，所以不能获得对净产值计算的正确方法”（本刊编辑部）。也就是说，各方专家自始至终没有明确将这个同时包含净产值和固定资产折旧的“加工价值”作为一个独立的指标看待，从而错过了开发“增加值”这个理论上接近净产值但计算上更加容易实现的优良指标的机会。              

五、结    语              

伴随着“反右”、“大跃进”等政治运动的兴起，这场起于1956年的大讨论在1958年之后就难以为继了。几年之后就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统计局机构撤销、人员解散，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逐渐恢复。所以，直到80年代，我国政府统计的专业语汇基本还是停留在50年代末的水平，其中就包括这场讨论的关键词“总产值”。资料显示，直到1992年工业总产值才正式被工业增加值取代。这就相当于：当年那场围绕总产值的讨论直到35年后才最终有了结果。              

由此就会延伸出一个问题：经济统计界在产值指标开发上曾经做出过筚路蓝缕的思考和实验，为什么要等到数十年之后才真正落地实施？沿着这一思路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80年代以后会有产值指标以及国民经济核算的根本变革？本文认为，大尺度观察，50年代产值讨论所受制的因素，恰恰就是数十年后促成我国国民经济核算转型、政府统计快速发展的那些因素。这里尝试将其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改革。必须有国家经济体制的变革，才会有产值等相关指标的根本性变化，以及政府统计自身的改革。当时之所以很多讨论无疾而终，以及最近数十年有很多变化发生，原因都可以归结到国家经济体制这个“锚”的变与不变。第二是开放。当年中国只有一个学习对象，就是苏联，当年只有一个理论来源，那就是体现苏联“修正主义”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如果不能破除这样的教条主义，不能把对应用经验的关注扩展到更广的范围，就无法从既定的桎梏中走出来，包括产值指标在内的政府统计就不可能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根本性突破，同时也就无法实现相关指标的国际可比。第三是发展，没有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很多问题无法显现，就不可能从需求角度对政府统计形成压力，也就不会有产值指标的不断蜕变改进以及新指标的开发应用，更不会有政府统计整体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1. 本刊编辑部:《在工业总产值计算方法中需要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 ［J］，《统计工作通讯》1956年第17期，第1页。        

2. 本刊编辑部：《关于工业总产值计算方法的资料》 ［J］，《统计工作通讯》1956年第17期，第2页。        

3. 陈振裕、周彼惠：《意见的分歧在哪里？——关于工业总产值计算方法问题的讨论》 ［J］，《统计工作通讯》1956年第24期，第15—20页。        

4. 国家统计局：《关于不变价格的作用及其他问题的说明》 ［J］，《统计工作通讯》1953年第7期，第18—21页。        

5. 国家统计局编写组：《我国20个统计指标的历史变迁》 [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第3—4页。        

6. 霍政：《关于产值指标讨论的几种意见》 ［J］，《中国统计》1980年第3期，第16—20页。        

7. 莫曰达、刘晓越：《新中国统计工作历史流变》 [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年。        

8. 宁克庭：《关于工业总产值指标问题的讨论》 ［J］，《经济研究》1958年第6期，第91—97页。        

9. 佘贻谦：《可以用“利润”来替代“产值”吗？》 ［J］，《统计工作》1957年第5期，第18页。        

10. 孙冶方：《从“总产值”谈起》 ［J］，《统计工作》1957年第13期，第8—14页。        

11. 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 ［J］，《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第30—38页。        

12. 王思华：《关于工业总产值的商榷》 ［J］，《统计工作》1957年第13期，第16—19页。        

13. 岳巍：《关于工农业总产值统计分类和计算方法的几个问题》 ［J］，《统计工作通讯》1955年第2期，第31—35页。        

14. 岳巍：《国民收入生产的计算方法问题》 ［J］，《统计工作通讯》1956年第1期，第15页。        

15. 张卓元：《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严重挑战——评价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J］，《经济科学》,1983年第2期，第37—44页。        

16. 张卓元：《中国理论经济学60年的重大进展》 ［J］，《社会科学与管理评论》，2009年第3期，第8—22页。        

论文原文请见：高敏雪.20世纪50年代产值指标讨论的历史回顾与方法论辨析——以孙冶方《从“总产值”谈起》为主线[J].经济科学,2021(02):148-160.